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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的起点》
淮河晨刊
作者：
新闻 时间:2019年11月11日 来源:淮河晨刊
上期提要:杨明斋本来作为俄共(布)党员派往中国,帮助中国共产党建党,后在上海加入共产主义小组；如今,又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被派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这完全合乎情理。确实,他在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派往伊尔库茨克最恰当的人选。在1921年3月29日,另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从上海出发,单身一人前往莫斯科,他便是俞秀松。他的英语也不错。他是受少共国际的邀请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委托,到苏俄出席少共国际二大的。当年,共产国际三大和少共国际二大交错在莫斯科举行。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代表,第一回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发言——虽然在共产国际一大时,有刘绍周、张永奎参加；在共产国际二大上,有刘绍周、安恩学列席,但出席一大,刘绍周、张永奎所代表的是“旅俄华工联合会”,出席二大,刘绍周、安恩学代表的是“俄国共产党华员局”。
在如此庄重、宏大的会议上,却不见那位在共产国际二大上被选为执行委员的马林。
马林哪里去了呢?
如同本书第一章所描述的,他成了出现在奥地利的神秘人物。他在那里转往中国,执行列宁交给他的任务——帮助中国正式建立共产党……
密探监视着来到上海的马林
1921年4月,马林这个来头不小的“赤色分子”在奥地利维也纳被捕又获释之后,成了各国警方密切注视的目标。
马林离开维也纳南下,登轮船经过地中海,通过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印度洋,朝东进发——他走的是一条与维经斯基、张太雷、杨明斋、俞秀松、瞿秋白不同的路线。维经斯基他们走的是上海一北京一哈尔滨一满洲里一赤塔,然后沿西伯利亚大铁路,经伊尔库茨克、鄂木斯克、秋明,抵达莫斯科。这条陆路,不知多少俄共(布)和中国共产党党员来来往往,人称“红色丝绸之路”。
马林与众不同。他不是俄共(布)党员。他是在1920年8月,直接受命于列宁的。他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而维经斯基来华时是俄共(布)的代表。作为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马林的职务远远高于维经斯基。
由于种种耽搁,马林在1921年4月动身来华。他实际上是在继续维经斯基离华之后尚未完成的工作,然而,他与维经斯基却未曾谋面,彼此之间没有交接。他甚至没有去过伊尔库茨克。
马林来华是列宁向共产国际推荐的。列宁在推荐书上写道:斯内夫利特(即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去中国,他的任务是查明是否需要在那里建立共产国际的办事机构。同时,责成他与中国、日本、朝鲜、东印度、印度支那和菲律宾建立联系,并报告它们的社会政治情况。
列宁推荐书的内容,原是马林来华之后,在1922年五六月间写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到的。这份报告共13页,是用德文写成的。当时马林在荷兰,当他把报告寄往莫斯科时,荷兰中央情报所截获了这一邮件。如今,这一文件保存于荷兰司法部档案处。在这份报告里,马林详细写及他在中国的一系列活动……
正因为马林早已引起注意,所以他在途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时,都受到了严格的检查。
尽管如此,马林在路过新加坡时,还是秘密会见了正在那里的印尼共产党人巴尔斯和达尔索诺。
马林尚在途中,荷兰驻印尼总督府一等秘书便于5月17日、5月26日、5月28日三度致函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密报马林行踪,并寄去了马林的照片。荷兰外交大臣也于5月18日致函荷兰驻华公使,要求公使“将荷兰危险的革命宣传鼓动者出现在远东的情况通报中国政府”。
最为详尽的,要算是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在1921年5月30日致荷兰驻华公使的信:
不久前,荷属东印度政府电告,谓被从殖民属地驱逐出境的共产党人斯内夫利特已乘“英斯布鲁克”号汽轮(又名“阿奎利亚”号)从新加坡来上海。稍后几日,其同党和支持者巴尔斯亦偕妻动身来沪……
“英斯布鲁克”号将于6月初抵沪……
此间,我已将他们即将来沪一事通知各捕房。
鉴于我认为目前尚无理由对此三人立即采取行动,而应首先弄清他们的行动计划是否属实,因此我已请各有关捕房采取必要的措施,对他们保持监视。
也就在这一天,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致函上海工部局,通报了斯内夫利特
和巴尔斯这两名“共产党人”正在前往上海,并要求务必“密切注意他们的行
动”。他还同时“通知中国警察界和公共租界捕房”。
6月3日,意大利的“阿奎利亚”号轮船徐徐驶入黄浦江。马林刚刚踏上上海码头,密探的眼睛便盯上了他。
现存于档案之中的上海法租界工部局致荷兰驻上海总领事信,第124号,1921年6月17日,G类156(所有G类材料统属荷兰外交部文件),总号2349,清楚地记载着马林的行踪:
斯内夫利特乘意大利船“阿奎利亚”号到达上海,住在南京路东方饭店,化名安德烈森。
这“东方饭店”,实际上就是永安公司楼上的大东旅社。维经斯基一行刚抵上海之际,也下榻于此。
马林下榻于大东旅社32号房间。翌日,他化名“安德烈森”,前往荷兰驻沪总领事馆办理手续,声称自己的职业是“日本《东方经济学家》杂志社记者”。不过,当他与中国人交往时,则用了一个中国化名——“倪公卿”。
马林的同事、印尼共产党人巴尔斯偕其17岁的爪哇妻子,也住进了大东旅社。巴尔斯化名“达姆龙”。
荷兰驻华公使在1921年7月1日致荷兰外交大臣的信中,这样透露巴尔斯夫妇的行踪:
巴氏夫妇于6月10日离开上海前往哈尔滨,拟赴西伯利亚。荷属东印度政府已请我驻上海代理总领事监视其乘火车去哈尔滨的行踪,日本当局负责监视他们去西伯利亚的情况。
也就在这封信中,荷兰驻华公使清楚地点明了马林的身份:
我通知了中国政府:斯内夫利特系由莫斯科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委派前来远东进行革命煽动的……
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注视马林的一举一动。档案中所存信件还表明,就连在印尼三宝珑的马林的妻子也受到监视,马林与妻子的通信被逐封拆查,以求从中获得关于马林的情报……
有不少书籍是说马林先抵北京——
下期看点:马林刚到上海,便和先期抵沪的弗兰姆堡接上了关系。马林找到了弗兰姆堡,就得到了有关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种种情报。与马林同时抵达上海的,还有一位名叫尼克尔斯基的俄国人。尼克尔斯基后来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一大。然而,多少年来,这位尼克尔斯基一直是个谜——在中国共产党一大的15位出席者之中,唯独找不到他的照片,也查不到他的身世,甚至就连他当时是以什么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也众说纷纭。多少年来,这个谜未能揭开。各种各样的回忆录,各种各样的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著作,凡是涉及尼克尔斯基,总是寥寥数句,语焉不详,而且各唱各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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